同时，越也不是颂扬、宣扬，而是飞越。
(23)马一浮：《蒋再唐》，《书札》(卷一)，《马一浮全集》(第二册上)，第449页。马一浮区分了六艺之本、迹两个层面，六艺之本是心性，六艺之迹是文字(六经)。
(26)陈锐也注意到马一浮运用华严学诠释六艺的特点，他指出：当他说那些六艺之学和具体的道德时，总喜欢用华严宗的‘总别不二等思维方式……这些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被普遍地加以运用。(15)显然，马一浮是从儒家道德理性来界定文化的。然而，今人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崇尚权力、计较利害，不知道政是正己以正人，治是修己以治人，才是政治的本质内涵。而刑法、功利是建立在人的习气基础上，与本性背道而驰，是虚幻不实的，终非长久之道。子贡不知四时行、百物生即此全是天道，岂别有一个性与天道？此性与天道又何必假借言说方能显现呢？从《论语》中可见圣人日用处全体是《易》，《易》道亦至显而非隐。
所以，礼乐之兴，即是孝悌之达。(25)马一浮：《语录类编·儒佛篇》，《马一浮全集》(第一册下)，第672页。(同上，第146-147页) 基于观察上的推理，同样可以称之为考据，但炎武取于宋学的重实证、重理证，如上述数条，足以佐证已超出狭义的文献考订，而富具更深广的内涵。
(同上，第296页) 由于立场在世俗生活的践行，炎武否定宋儒对引为性命天道经典的《中庸》作抽象的诠释，强调还原为阐明平常道理的著作。汉儒之言《周礼》诚不能无失，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。(同上) 又如引熊朋来论历法： 月有闰，天无闰，欲知月之有闰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也。明理者虽不知数，自能避凶而从吉。
继答曾皙之问，则力道三子之美，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，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。他认定人的品质不是凭空悬思或蹈高虚论足以培植的，而须在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中习养而成。
……晦庵虽为之训释，他日晦庵《答王子合》书，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，则学者亦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。第一条是《五经同异》上卷的卦变，该条分别辑录苏轼《易传》与王炎《卦变论》，校之《日知录》卷一卦变条，顾炎武于自己的论断后，自注苏轼、王炎皆同此说，表明顾炎武接受苏轼与王炎的观点。而其仰循前代，俯徇流俗者，尚多有之。祖远而易忘，族散而易疏，先王于是因仁义而为之节文。
炎武同意黄震的看法，所谓十六字心诀的核心就在允执厥中的治政理念，危、微、精、一只是对这一治政理念作反复强调的训诫之辞，并非专为心设的玄远之语。岂本朝专言性与天道，故自主其说如此邪？要之，子贡之言，正今日学者所当退而自省也。他引吕大圭的议论： 六经之不明，诸儒穿凿害之也，而《春秋》为尤甚。针对后儒以为《春秋》意在褒贬，炎武所摘录诸条重在辨明《春秋》宗旨在王道制度。
实际上就是以具体的制度认识为根本，不以各种论说为重，着眼点在践行，以免一有大议，率用耳学臆断而已。清学由宋学返汉学，作为开山的顾炎武在治学方法上似乎自然是舍宋学而取汉学，但细审《五经同异》，这样的判定不仅过于简单，而且更是不可靠的。
顾炎武引王炎曰： 夫天下之治不可无法，犹之为圆必以规，为方必以矩，为平直必以准绳，六典之书备焉。故今别定此本，一以诸篇本文为经，而复合序篇于后，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，而不乱乎诸儒之说。
只如《乾》《坤》两卦，圣人尝释其义于后，是则解《易》之法也。在《礼》的研究中，顾炎武除了接受朱熹强调的《仪礼》为经、《礼记》为传的观点外，着重于家庭宗法的研究，因为他认为宗法构成了家庭的制度。这是炎武对儒学的界定，也是他取舍宋学的根本依据。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，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，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，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。从时段上看，宋、元、明以及清初同时代诸儒，都入视野。不能说宋学不关注日常生活，但宋学的特别贡献是在于为儒学注入了形而上的理论框架，上达呈现出醒目的成就，也是宋学的理论标志。
甚者单摭道心二字，而直谓即心即道。礼乐征伐、会盟朝聘、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，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行，无有一人之敢好恶作威福也，是王道也。
同时，他又指出，今之所谓理学，禅学也。(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册，第159页) 甚至在解释《易经》之数的问题上，仍然运用基于观察上的推理，炎武引苏轼《易论》曰： 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，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，此四数者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。
关 键 词：顾炎武 宋学 《五经同异》 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考据学，这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，清儒自己称之为宋学与汉学的区别。……夫阴阳之有老少，此未尝见于他书也，而见于《易》。
秦取三晋而后灭燕、齐，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，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。此外，对于近世中国哲学的这一重大转型的性质，学界或以为是基于宋学之反动的学术断裂，或以为是基于宋学之内在理路的学术延异，解释与论证都具有合理性。黄震曰： 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，而时不我与，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，乃忽闻曾皙浴沂咏归之言，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，故不觉喟然而叹。(同上，第149页) 考据之学以证据为重，而诠释之学以合乎情理为本，以三百八十四爻为案例来帮助理解复杂的日常生活，其方法显然已非狭义的知识考证，而属于广义的知识应用。
总之，在制度层面，顾炎武表现出巨大的兴趣，他对宋学在此领域的成就予以关注与吸取。下治子孙，旁治族属，亲亲之道也。
《五经同异》是顾炎武辑录宋、元、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，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、内容、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，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。山崖之间，往往衔螺蚌之壳及石子，横亘石壁如带，谓必昔之海滨，今东距海已千里。
顾炎武对此同样不能接受，而将人心-道心问题从经典上剥离。(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册，第300-301页) 黄震的解读是否符合《论语》本旨，自然是可以讨论的。
这也许正是顾炎武重视制度的认识根源，而这一认识与宋学是有关的。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，用心于内，近世禅学之说耳。比如朱熹在处理《书经》时，其治学态度与方法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，而这正为炎武所认同，他在朱文公书临漳所刊书经后一条中引录： 汉儒以伏生之《书》为今文，而谓安国之《书》为古文，以今考之，则今文多艰涩，而古文反平易。欲知天之无闰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。
而且，炎武之重视制度，并不是静态地理解制度，而是接受宋儒关于制度存在变迁的观点。宋学研究《易经》有义理与象数之分，从炎武有关《易经》的数条所引，可知他取义理而舍象数，究其根由，亦是象数之学在方法上容易穿凿附会，在效用上偏离日用常行。
……又谓知者未能无意，窃疑此亦佛氏绝意念之说。由下文的具体分析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顾炎武辑录的经说，围绕着论学旨趣、论学内容、论学方法，三者不仅在形态上构成了完整的系统，更重要的是在立场、观念与方法上呈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。
伊川言理，而理者人心之所同，今读其传，犂然即与妙合。取的是平实一路，舍的是玄远之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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